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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何以成为禁书？-彫蟲小記恒星兼职网
旧文一篇，以《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的创作及反响考论》为题发表于《民国档案》2015年第1期。引文出处从略，部分注释移至正文，并略做补充修订。
辛亥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一时陷入低潮。不及半载，在鄂革命党人异军突起，发动武昌起义，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促成了民国的创建和帝制的终结。民初，武昌“首义”之功备受鼓吹和彰显，曾出现一个记述武昌起义以及庚子以来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的高潮，相关著述大量问世。民初专门记述武昌起义的著作有蛰隐生《鄂乱汇录初编》（新记印字馆1911年10月）、李剑农《武汉革命始末记》（上海《民国报》1911年11月21日第1号）、黄觉时《辛亥首义缘起实录》（普昌号1912年2月）、咏簪（龚霞初）《《武昌两日记》（1912年）、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1912年）、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1912年）、湖北革命实录馆编《湖北革命实录长编》（1913年）、黎元洪主编《武汉战纪初稿》、査光佛《武汉阳秋》（1914年）、熊秉坤《武昌起义谈》（1918年）等。此外，苏生《中国革命史》（上海时事新报馆1911年底）、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保正五族民报社1912年），天笑生《中华民国大事记》（上海有正书局1912年），袁庙祝鮀（张篁溪）《辛亥革命征信录》、草莽余生（廖宇春）《辛亥革命大事录》（1912石印本）、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商务印书馆1912年5月）、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泰东书局1914年）等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中，对武昌起义都有重点记述爬楼梯能减肥吗。不过，随着共和实践的挫折和时代主题的转换，尤其是国民革命的开展和国民党统治地位的确立，武昌起义乃至整个辛亥革命都成为历史陈迹，对于这场革命的生动记述渐趋让位于国民党所主导的程式化的革命史和党史写作。整个1920年代，极少再有专门记述武昌起义的著作问世。曹亚伯所著《武昌革命真史》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部，可视作辛亥革命非正统私人叙述的典型狐媚天下，其出版后的遭遇也颇能反映现实政治、个体经历与历史叙述的互动关系。学界对该书的研究，最详尽的当属何卓恩等所著《历史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诠释》。书中将《武昌革命真史》作为“1927—1937年间非正统派的辛亥革命研究”的典型，对该书的写作、出版、反响及价值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述评，但仍嫌简略，对相关一些细节问题也缺乏考辨。本文拟在全面考证《武昌革命真史》创作、出版及影响相关史事的基础上，对该书的创作背景、历史影响、学术价值等作更深入的考察。

曹亚伯
一、曹亚伯其人其事
曹亚伯（1875—1937），字庆云，湖北兴国州（今阳新县，其出生的村镇今属大冶市）人。1900年入两湖书院，与黄兴同窗。他是华兴会会员，武汉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发起者，中国同盟会创始会员，在革命宣传方面不遗余力。1906年后留学英国数载，在牛津大学学习矿冶，未能亲历武昌起义，但在欧洲为革命奔走不辍。民元返国，一度入黎元洪幕。“二次革命”后东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参与讨袁、护法运动，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议。

曹亚伯手迹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曹亚伯为其筹集巨款，帮助甚大。1922年在广州因与胡汉民、胡毅生兄弟不和，并卷入孙、陈（炯明）矛盾，怏怏离粤赴沪，从事实业，后转在昆山购地经营农场。1927年在昆山号召乡民起义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被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部以“投机分子”罪名诱拘于上海司令部，经蒋介石过问方得开释。

孙中山为曹亚伯题写的“博爱”手迹
曹亚伯以革命耆旧之身，遭此劫辱，内心郁愤，“谓国民党改组后，一般青年多数典忘祖，鄙视吾辈，皆由不知革命历史所致”引自冯自由《革命逸史》。李翊东《曹君亚伯传》的说法略有出入：“君叹曰：‘民国以来，新柄国者多数典忘祖，侮耆旧，擅兴作，此皆由不知前事所致。’”，遂发愤编著革命史，自称“真史氏”，名其书曰《武昌革命真史》。该书193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旋即犯忌被禁。曹亚伯自是不欲问世事，专心佛学，与章太炎、李根源、印光法师等时相往还。“每晤旧同志，必曰：‘吾辈革命党，作孽深，惟有竭诚念佛以求忏悔。’”九一八事变后，呼吁抗战。抗战之初，病逝于昆山。1946年12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其革命功绩。

曹亚伯晚年照
总的来看，曹亚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他是革命史上众多事件的亲历者，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陈炯明、吴稚晖等众多要人有所往还，熟于革命掌故。他的思想历程也比较复杂：既受过传统经史教育秋凤梧，也有过长期留欧的经历；一度信奉基督教，晚年又回归中国传统，笃信佛学；对革命有朴素的的反思，且有“存史”的自觉，热心于革命史的著述。这些因素，都使他的《武昌革命真史》成为一部有鲜明个性和特殊价值的著作。
二、《武昌革命真史》的创作和出版
曹亚伯熟悉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初期）诸团体掌故，但他的著述意图不限于此。他倾向于撰写一部以武昌革命为核心，旁及整个中国反清革命运动的综合史著。由于对1906年以后的两湖革命运动以及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和民国创建等重大史事，他并没有亲历，因之，对这部分史事的记述有赖于革命史料的多方搜集。他的史料征集工作在1926年取得重大进展。据曹氏自述：“民国十六年丙寅春间“民国十六年”（1927年）与“丙寅”不合。据下文交待，其事发生在北伐军围攻武汉之前，则当以1926年为是，“民国十六年”系民国十五年之误。，余至汉搜集辛亥革命真史材料，并晤同志吴君兆麟吴兆麟（1882—1942），湖北鄂城人。早年加入日知会，武昌起义时任第八镇工程营左队队官，被举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耿萨，后历任湖北军政府参谋部部长、第一协协统、民军战时总司令等职。，将辛亥民军与清军阳夏之战，以至北伐之役指1911年12月至1912年1月湖北军政府组织的北伐，实际战事很少。一切战报、命令及阵中日记检出交余……俾与其他真史汇编……编为革命实录，备军事之参稽。”

吴兆麟
本次所得，都是与武昌革命直接相关的一手资料，极为珍贵，但要耗费大量精力用于考索、编辑。编著耗时二年余，1929年定稿。补充史料一则：撰稿之初，邵元冲等友人曾有过目。1926年9月20日邵元冲日记：“亚伯近草《革命真史》一书，于秘密运动期中之遗墨文件采存颇多，惟持论间多偏宕处，读者宜勿滞其说也。”略有微词。

1928年4月29日《申报》刊曹亚伯征求革命史料广告
全书1200余页，40余万字，分为“前编”和“正编”两部分。前编叙事起自1904年黄兴长沙起义失败，止于武昌起义爆发前夕革命党人的筹划；正编起自武昌起义爆发，止于1912年4月1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解职。全书以武汉革命党人事迹为主体，夹叙、铺叙孙中山等其他革命党人和各省革命、民国创建、南北议和事迹，并收入大量档案文献和图片。曹亚伯亲撰《武昌革命真史》出版启事，称：
中华民国产生于辛亥八月十九武昌之首义。……然武昌革命之酝酿及起义时之艰难、起义后之血战，本本原原、是是非非，不可不记载清楚，以为举国人心之鉴别。作者虽遗忘缺漏之处尚多，但所亲历及耳闻目见之事实，实无一字之附会。

曹亚伯撰写的《武汉革命真史》出版启事
书成后，曹亚伯将书稿交予中华书局。当时主持中华书局的正是他的日知会同志陆费逵（1886—1941）。陆氏拿到书稿，向书局编辑所新书部主任左舜生（1893—1969）征求意见。左氏翻阅书稿后，表示“以史料视此书，则价值颇高；以著作体裁论，则大可商榷。盖此书所汇集之资料，无一而非真实，然仅侧重两湖，于其他方面，则不免挂一漏万。如题曰‘辛亥革命史料’，则毛病尚小，断不能名之曰史，更不能曰‘真史’。”陆费逵以“谊无可却，卒为印行”，仍题为“武昌革命真史”，1930年3月出版。

陆费逵
三、首义人士的批评
《武昌革命真史》出版不久，便受到了来自多方的批评。当时对曹著反应较大的不是一般读者，而是参加过武昌首义的一些“老革命”。杨铎（1892—1967，字闻泉）的批评相对温和。他虽然不是首义要角，但对于武昌首义却也曾“目击之而身与之”；鉴于“武昌首义为历史中最光荣之一页，卒以各方记载互相菲视，其声光为之顿减”的状况，他也对辛亥革命史的撰述颇有兴趣。他和曹亚伯早就相识，预闻《武昌革命真史》的写作。与左舜生一样，他对书名中“真史”之说不能认同，曾建议改为“信史”，未为采纳。他对曹著的价值亦多有肯定，称其“网罗搜剔似甚详赡，用力之勤在私家著述中不可谓非巨观也”，又说“吾所见及私人著述中，有《武汉阳秋》《武昌两日记》《武昌辛亥革命实录》等，相比核校，似以曹君此作为最详赡，虽记载各节多有出入，然排叙诸节多所参证，使后之读曹君书者犹可窥革命事迹于万一念念勿忘。”但是，对曹著他也有诸多不满。1930年5月，他在《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发文，从体例、笔法、史实等角度对《武昌革命真史》提出商榷。杨铎的史学观念接近陈去病等持国粹主义、反满民族主义的南社老人。他以传统史学的史法、史例为标准，批评“曹君之作，以其个人为线索，始叙克强长沙之役，再作中山革命之追纪，是以其所经历者为先后恋战星梦，加以穿插，宛如小说家言。揆诸史例，颇多未合”；又说“此书前编以曹君参与之迹判叙法之先后，是可谓曹君个人参与革命之片段史，以史例言之，仅得以别史或外史目之，不得为正史也，而曰‘真’，已启非真之疑矣。”并批评其“体例不谨严，用笔不整洁”。

《武昌革命真史》1930年初版封面
杨铎还重点就《武昌革命真史》的内容展开“商榷”。他认为“曹君以日知会加入同盟会，厚于黄克强而有疑乎中山……所叙未能超然物外”。为此他回顾反清革命组织发展史：
革命在乙巳以前原分三派：一曰兴中会，以孙中山为领袖，其势力以两广及海外为主；二曰光复会，为章太炎、陶成章等所组织，以江浙为大本营；三曰华兴会，为黄兴、宋教仁等所发起，其根据地在湖湘间。至乙巳始合组同盟会……其外有日知会，发动于爱国思想而渐趋于革命者，至共进会则为同盟会之外府，而实行革命者也。
据此，他强调指出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同盟会之成立，党人本共信互信之精神，一致推戴中山，如众星之拱北辰。故论者以革命之成，乙巳之功居首，非阿论也。”并认定同盟会中其他领导人对孙中山的批评、背离是“各怀私见”的结果：
革命首创应推中山，而志士仁人各怀私见者亦复不少。在忠于中山者则极端推崇，稍涉怀疑者，或始信而终叛，或阳奉而阴违，失败则怨其遥居异国，接济不周，成功则觉其未作前锋，倖举事之自我。此所以章太炎、陶成章分呶于海外，黄克强、孙尧钦〔卿〕分道于壬癸也。要之，中山终为百世不没之伟人。……彼滔滔者，又何能知道中山于万一，损中山于毫末哉？
言语间对孙中山推崇备至。他还援引孙中山自述中对武昌起义的叙述，尤其是对与之分道扬镳的孙武等人革命事功的“据实直书”，来证明他的伟大：
（孙武）离异中山……辛亥至今，终浮沉而不可拔也。论之者叹为晚盖之愆则可，夺其“首义”之名则不可。中山著《孙文学说》，于其自传，仍据实直书。其记武汉倡义，一则曰“孙武、刘公积极进行”，再则曰“孙武炸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绝不以其行径之不同而异其记载。如中山者，其伟大诚不可及也。
这里俨然将孙中山视为实录的典型。此外，曹著述及孙中山由英赴美之窘状，杨氏认为这种描写使“中山之穷于应付亦跃跃纸上”，与“中山之大无畏精神、不知艰难困苦，为世所共知”的形象极不相符，因而质疑曹氏过于刻画。关于同盟会创立，曹氏称黄兴“拥”孙文创立；辛亥年底孙中山回国，曹氏说孙文“始”抵上海，也都被杨氏认定为是对孙中山的“微词”。这些都是杨氏自觉维护当时国民党人极力塑造的孙中山完人形象的表现。杨氏批评曹氏“所叙未能超然物外”，其实他自己的观念其实也深陷国民党正统史观之中而不自觉何小影。不满于《武昌革命真史》偏离史家准则、失之主观任意的杨铎，在1930年代初也写成《辛亥建国史纲》，“用示辛亥建国之轮廓，启史家正统之观念。”该书原拟名《辛亥春秋》，师法《春秋》，一大特点是“重义例，严书法”，如“辛亥黎元洪书‘拥’，夺其居首义之名”等等，“皆于一字之中，寓斧钺之严也”。采纲目体裁，叙事较简明扼要，在史料搜集、编排方面下过不少工夫。武昌起义部分至尊女王爷，提纲极简要：“辛亥秋八月，民军起义武昌。彭楚藩等三人死之。事成，拥黎元洪为都督”。叙述起义背景，称“居正、孙武奉统筹部命，入武汉为主动”。“统筹部”即由黄兴等主持的香港同盟会统筹部。认共进会为同盟会指派回鄂，将武昌起义置于同盟会革命史中，可谓采旧正统体裁，写新正统史著的典型。

杨铎《辛亥建国史纲》自序
更严厉的批评来自于武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吴醒汉（1883—1938）。吴是共进会员，起义前革命机关参议，“二次革命”后追随孙中山，1930年出任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纂修，著有《武昌起义三日记》，并与蔡济民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他在《武昌起义三日记》详细记述了自己躬与其事的“辛亥首义三日内之实在情形”，指出：
武昌首义之一段故事，二十年来，从未有人道破真相，亦从未有详细正确之记载。……近年以来，有系营业性质者，有为个人宣传者，所出革命史书，不在少数，而独于武昌首义事迹，模糊影响，不切事实。

吴醒汉
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称其“尤其颠倒是非，荒谬绝伦”，并在书中择出其“荒谬之点一二”加以批驳。他指责曹氏“本人既非身与其事，又未与湖北首义同志商量，受私人金钱之利用，将首义时投降及投机之官僚尤及报纸所载之文告、新闻，认为真史。”说曹氏“非身与其事”，“未与湖北首义同志商量”，记述多有错讹，都是事实，但说他“受私人金钱之利用”，及称吴兆麟等为“投降及投机之官僚”则失之主观臆断。至于说“曹亚伯不知如何因缘，竟甘心为吴作走狗，不惜牺牲一切，大吹特吹，把辛亥首义真正同志，污辱殆尽，而辛亥革命之价值，亦扫地矣。曹之颠倒是非，丧绝天良可谓至极矣”，显然已经已经发展到人身攻击的地步。这种意气之言更是难以取信，非良史家所当为。吴醒汉的批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进会人士与日知会人士在武昌起义认知方面的分歧。另据邵元冲1936年8月20日日记：“吴醒汉以辛亥武昌起义史料来，余告以修订时当作参考，彼意必欲以其材料为完全根据，呶呶不已，殊为愦妄。”
四、《武昌革命真史》出版夭折
对于曹亚伯来说，书既出版，褒贬之权，即已公之于众，毁誉本在情理之中，所以，无论是起义亲历者的还是学界的批评，事实上都不构成太大压力。从学术方面看，作为一家之言，只要有一定价值，自然会有其市场，不需过多忧虑，更何况曹氏著书并非为了牟利。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该书的出版最终因官方的干预而夭折，这种遭遇在民国时期同类书籍中是极为罕见的。

曹亚伯自叙
事情的起因可能与吴醒汉、査光佛等首义人士的控告有关。据冯自由记述：
出版未久，在京鄂人吴某等谓曹著批评起义人物过于露骨，且抹杀起义之各团体，而独归功于日知会，有失公道，遂联名呈请党部禁止发行，并没收之。高峰圭二
吴醒汉等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固然会使他们的诉求发生相当的影响，但曹亚伯毕竟也是国民党元老先进，他的革命资历甚至还在吴氏之上。国民政府之所以查禁曹书异世法师传奇，虽建议于吴醒汉等人，但主因更可能是流行的说法，即曹氏与胡汉民等党国要人的矛盾。曹亚伯秉性率直、嫉恶如仇，好使气骂人，人称“曹疯子”。杨铎称曹亚伯“性刚直，不谐俗。主观甚强，有拂其意者，辄加谩骂。人以其生性然也，故不以为忤。”在党内与胡汉民兄弟关系最不协，曾扬言要“杀胡汉民”。此外，曹亚伯与汪精卫也有矛盾，据说曹氏曾公开骂胡汉民是伪君子、汪精卫是真小人，视之为媚惑孙中山的奸邪小人，不免为其所忌恨。但具体情形如何，仍多有可议之处无爱言婚。

曹亚伯在给吴景濂信中说“弟自今春宣言杀胡汉民”
有一则被多次引述的轶事，称孙中山曾为曹亚伯创作《武昌革命真史》保驾护航。其中一个版本说：
当日流销甚畅，而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嫉之，乃进谗言于中山先生曰：“武昌革命时，亚伯尚在伦敦，书中不免多所杜撰。”中山先生曰：“亚伯为我至交，生平不作谎言，彼所撰之《武昌革命真史》，所有资料，均由当日首义之主要军政人员及中下级干部所给予，盖彼等皆亚伯之知交或门人，亚伯穷数月之精力及奔走，始由各人之日记或经历中得来，事事翔实，较之个人撰述更为可靠，汝等不必置疑。”汪、胡二人默尔而退。曹文锡《先君遗著重刊记》。该文1984年首刊于香港《春秋杂志》。此则轶事另有几个不同版本，相互间略有出入。曹惠白《<武昌革命真史>的作者曹亚伯》一文中，孙中山的答复较简：“亚伯与我为至交，其人永不说谎。彼所撰之《武昌革命真史》，所有资料，均由当日首义之主要军政人员及中下级干部所提供，盖彼等皆亚伯之知交或门人也。”这两篇文章都认为胡、汪的诋毁发生于《武昌革命真史》出版之后，而不顾该书出版于1930年，当时孙中山已经作古的事实。王永平《曹亚伯与<武汉革命真史>》引用《先君遗著重刊记》，但发现上述矛盾，将背景改为：“刚有初稿时，孙中山就知道此事。”又，曹文锡在《先严曹亚伯与孙中山先生的交谊》一文中说：“唯独汪精卫批阅《武汉革命真史》后曾加抨击。”未提胡汉民，也没有提及孙中山的维护，而是解释道：“殊不知先君子之编撰是书，其事实多得自黄克强等故友，且武昌起义诸干部多属其旧日门生，分途查询，所得独多。较之身历其境者，尤丰富翔实也。汪氏安得而知之。”与前述版本相对照，大体可以确定，所谓孙中山的答复即系由此演绎而出，无非欲借重孙中山的威望来可表彰曹氏和曹著。其情可悯，其事不可取。

《武昌革命真史》广告（1930年）
这段文字所述明显可疑。尚未发现孙中山在世时曹氏即已着手写作《武昌革命真史》的确凿证据有人说曹亚伯在1920年代初即已开始《武昌革命真史》的写作（金绍先、曹惠白：《孙中山与曹亚伯》），但是曹亚伯本人在《武昌革命真史》序跋中并没有提及此节。即使此说属实，他当时所能完成的也只能是关于他早年留英之前的革命经历的记述，对于武昌起义的记述是1926年后的事。又，知情者杨铎说“其著《武昌革命真史》，肇意于丙寅春”，即1926年春。；而曹书出版、“流销甚畅”时（1930年），孙中山早已作古数年，更不可能有与胡、汪的这段对话。况且曹著被查禁之时，正值国民党各派内讧之际，胡、汪政治上对立，自难为谋。鉴于国民政府的查禁令为南京政府所颁，当时汪精卫正在积极进行反蒋运动，拥蒋的胡汉民（时任立法院长）的嫌疑应该更大一些。至于真相究竟如何，尚有待于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布。
1930年6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查禁《武昌革命真史》令。查禁的理由见诸国民党中宣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呈文《查禁<武昌革命真史>令》（1930年8月6日），《广东民政公报》1930年第68期：
中华书局出版之《武昌革命真史》一书，记载事实，诸多谬误……其正编所纪自武昌发难，以及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材料，则系杂集新闻文电而成，毫不加以整理。至其文理之不通顺，上下文之颠倒，章节之错乱，尤其小焉者也。查该书编辑人曹亚伯时幽冥，曾于陈炯明叛乱时附和陈逆，攻讦总理。该书前编一百页，总理遗像后之评语，复横加讥讽，仍不脱陈党本色。该书之内容如此，不但有淆听闻，影响民众钦敬之心，亦且以伪乱真，不免动摇革命真实之史迹，中华书局竟尔刊行，极属孟浪。
概而言之，主要有二：一是“记载事实，诸多谬误”。若此点成立，那么民国时期出版的几乎所有革命史著作都得入查禁之列，包括当时已经出版的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以及后来出版的《革命逸史》等“权威”史著，显然要害不在此点。一是称书中对孙中山“横加讥讽”，“影响民众钦敬之心”，“动摇革命真实之史迹”，并以此目之为“陈党”，罪名不可谓不大。由此可见，对曹著的禁售，除了可能关涉曹亚伯与胡汉民等的个人恩怨外，也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垄断革命叙述的企图。在正统派人士看来，当时曹亚伯已经离开“革命阵营”，牢骚满腹，目无大局，并非撰写革命史的恰当人选；撰革命史者非其人、非其法，不得出版，尤其是不得出现对孙中山伟人形象不利的文字。这种意图也可以从其他党史作者的话语中得到佐证。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处处长高良佐1935年撰文探讨党史写作，说：
从主观方面说，有许多有关党史或革命史的作者，他们对于党和革命的认识，往往有相当的成见，并且根据他们的成见，来估定党的价值和革命的价值。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不但离开了历史家的地位，并且把事实的真相也变成模糊的了。
就辛亥革命史著，他举了尚秉和的《辛壬春秋》（称其诽毁陈英士，恭维袁世凯）、谢缵泰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称其污蔑孙中山）、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称其过誉日知会、轻视孙中山）为例。高氏在文中所说搜集、考订史料的方法，原则上并没有问题，然而，史料、考证固然重要，但是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来看，更重要的还是义理方面，即看史著对于革命史的记述和评价是否符合国民党自身所建构和推广的正统史观，在这种史观之下，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的事迹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绝对中心地位。
根据禁令，对《武昌革命真史》的查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华书局所剩余之数百册，每本亦被切去一角，绝对不许流行。禁售令虽下，实际上不能完全禁绝其流通，反而易使其成为奇货。左舜生以职务上的方便，仍得保留完整者一册，抗战中在四川被偷，后在书肆以三万元将其购回。对此，左舜生后来感慨道：“可见中华民国不可亡，革命史迹亦不容毁，有不解事之政府胡乱禁止，即有好事者之多方搜求，天下事往往如此也。”

左舜生
五、学术界的反响
《武昌革命真史》不只受到了政界的责难，在学界也曾出现过对该书尖锐批评的声音。1933年，有署名“芷荪”者“芷荪”在《清华周刊》上还用过“华芷荪”的署名。笔者查证，芷荪即华山（1910—1971），原名芷荪，笔名山草君，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在无锡任教中学。爱好史学，发表若干古史论文。1956年调山东大学，曾任《文史哲》杂志编委。华山写这篇书评时只有23岁，血气方刚，不免于恃才傲物，故多有尖刻之言。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关于《武昌革命真史》的长篇书评《批评与介绍：<武昌革命真史>》，《清华周刊》1933年第39卷第2期，从史学的角度对该书展开批评。文章用较长的篇幅论述自己对史学的认识，以为立论的基础：
历史家的任务，不只在忠实的“记载”事实，并且要精密的“解释”事实。只知事实而不知解释的人，仅能称为掌故家，不能称为历史家。
要做一个历史家……第一，他要有科学的训练九转战帝，他要在一堆杂乱无绪的史实之中，找出一条历史进程的线索；第二，他应当要有鉴别的能力，知道何种史实为重要……而能于著作时有所选择取舍；第三，他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任何史实皆无先入的主见；他可以解释史实，而不可以个人的好恶，作为批评的标准，所以历史之中，最好少有作者个人的议论，而让读者自己去评判。
革命史是历史进程中的大关键，它对于人群近化的影响，一般的要比任何事实为大，它的因果关系，亦往往比较的最为复杂。再则历史家在描写革命的时候，又最容易渗入自己主观的见解。所以写革命史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没有以上三点涵养的人，便没有动手的资格。
循名责实，芷荪据此认定曹亚伯不是有“动手的资格”的“历史家”，《武昌革命真史》也算不上合格的“革命史”。芷荪还毫不客气地断定：“关于中国革命史的书籍……已有五六部，但除冯自由所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稍能使人满意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可以配得上称为‘历史’，而其中尤以曹亚伯氏所著《武昌革命真史》一书，最为下乘。”并罗列其缺点，如“事实毫无连贯，不啻一本流水账簿”，不足以称为“史”；“除了几页除此印行的照片之外，可以说无一点可取。”又如“文字之生硬，议论之迂腐，使人读之，顿起不快之感”。最后结论道：“此书实仅一堆杂材料，如能加以剪裁补充，则三百页篇幅，即可完全容纳，而此书竟至一千二百余页，实则徒然糟蹋纸张，于史实无补。”
芷荪对《武昌革命真史》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生硬地套用一些所谓的史学标准将这本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私人著作全盘否定，说到底也只是过于极端的一家之言。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像这样评价一部书，在近代叙述领域恐怕罕见”。
除去这种极端个别的声音，《武昌革命真史》被禁售后，其在学界的影响绵绵不绝，一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和创作者的必读书，其史料价值得到高度肯定，成为辛亥革命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武昌革命真史》被查禁之后，其出版发行一度中断达半个世纪之久。1980年代初，曾任中华书局编辑的郑逸梅发文呼吁有关部门翻印该书，使之发挥应有的价值。他的呼吁很快得到回应，198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将曹著影印出版，此后，各种版本的《武昌革命真史》在大陆层出不绝。计有《武昌革命真史》，《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特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该版是1984年香港《春秋杂志》连载版的影印版；《革命真史:辛亥风云现场实录》，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版；《武昌革命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周光培主编《辛亥革命文献丛刊》第6、7、8册，广陵书社2011年版；《曹亚伯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地区，1981年文海出版社也出版了影印本，收入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有意思的是，编辑出版者出于某种考虑，对作者不称其名，而称其字（“庆云”），书名也去掉“真”字，改为《武昌革命史》。

台版《武昌革命史》
六、余论
有批评者左舜生认为《武昌革命真史》“过度重视两湖，于广东、浙江及其他各省之革命史实，则微嫌简略”，这种批评并不公允。因为该书取名“武昌革命真史”，明白显示作者本来就是以发生在湖北的武昌革命而非整个辛亥革命为叙述对象；虽然武昌起义与两湖之外整个反清革命史有着密切关联，但重两湖轻外省是很自然的。考虑到当时武昌起义史事已被大量问世的国民党正统革命史、党史著作所遮蔽的状况，该书大写“武昌革命”更有其特殊价值。不仅如此，事实上曹著对于湖北之外的革命史事尤其是同盟会革命事迹的讲述，在这部以“武昌革命”为主题的著作中所占的分量不可谓少，至少较之冯自由等国民党官方史家在革命史中对湖北革命事迹的记述，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该书内容，直接称其为“辛亥革命史”也不为过，只不过这部革命史更注重作者个人的亲历亲闻。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新版即去掉“武昌”二字，易名《革命真史——辛亥风云现场实录》。
另一个侧面也不可忽视：作为一个私人叙述文本，《武昌革命真史》也确有其容易引起纠纷、为其他革命人士尤其是国民党人所不喜的地方。
其一，在国民党致力于推广孙中山崇拜的意识形态造神时代，曹著对“总理”取平视心态，直抒胸臆，不免被视作对孙的“不敬”而引起不满。曹著在孙中山遗像下所题“武昌倡义，推为元首，惜为左右包围，一念及私，则同舟立成敌国”等语，成为批评的重点。杨铎称其证据不足，“厚诬中山”；国民政府禁令以此断定其“不失陈党（反孙）本色”。此外，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对该书的审查意见中，首条即针对这段话批评道：“此种悖谬绝伦之批评，固无伤于日月，而其欲举十余年来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朋庇作祟之罪加诸总理一身，其胆太大，其心太恶。”
其二，曹氏原为日知会骨干，熟稔日知会成立前后事，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又熟悉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史事，而未预文学社、共进会之革命活动，对日知会被破坏后两湖革命进行的史事也了解不多，因此，书中对日知会和同盟会事迹介绍极详尽，而对直接发动“首义”的文学社、共进会事迹记述较简略，且对首义诸人多有批评。如说“起义之日，幸孙武、蒋翊武或病或逃，均不在场。设孙、蒋在场，一涉权利之私，则党内交哄，根本动摇，安能成事？”这些评断不能说完全无根，但毕竟置身事外，详略褒贬之间不免让文学社、共进会的首义人士，以及一些同盟会人士认定其有意削弱、抹煞日知会以外革命团体和人物功绩。此外，关于武昌起义的档案资料多由旧日知会同志、起义时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所提供，而吴氏于1907年初日知会丙午之狱后一度脱离革命运动、首义时方重新加入革命阵营，他所提供的资料不免有一些自我回护和标榜的倾向。曹氏对此缺少考证取舍，因此书中对吴兆麟的革命事迹的叙述有所夸张失实，有“尽以天下之美皆归”于吴氏的倾向，以致有人批评书中“有关首义记载，乃降将吴兆麟一人的夸功录”司马长风《武昌起义真相》。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武昌日知会自丙午之狱后便已解体，但曹氏仍然继续使用“日知会员”指代发动武昌起义的革命者，如说“武昌自起义以来，凡日知会起义党员，早主张电请孙文回国，主持国是”，而对日知会之后武汉各革命团体尤其是共进会、文学社的组织和活动，鲜有涉及，且置日知会于共进会等之上，将后者一概视为“日知会变名之各机关”。这种叙述有意无意都授人以柄，且事实上产生了以讹传讹的影响。有论者在文章中就延续了曹氏这种认知：
到了武昌起义前夕，不仅原光复会的人另起炉灶，前华兴会的人也等于是自己单干了，日知会的出现就是这种单干的一种表现。所以，尽管日知会的成员在武昌起义中作用巨大，但真要强调了这一点，对于当时当家的蒋介石、胡汉民和汪精卫而言，至少不会感到舒服。
此说对武汉革命团体的沿革明显失于考证：如前所述，武昌起义前夕，日知会作为革命团体早已不复存在，脱离同盟会“单干”的不是日知会，而是共进会，而发起首义的另一团体文学社，其与同盟会的关联本来就甚为微弱；首义人士中“日知会的成员”并不多。至于说曹“是亲历者，但他却没有把自己放进去，从而超脱了当日的纠葛。……他是一个革命的参加者，也是一个革命的观察者。革命后不久，他就退出了权力漩涡，变成了一个革命史的整理者和书写者”云云，也不尽属实。曹本人并非武昌起义亲历者，曹书直抒胸臆，其评论主观性强，虽然意图超脱当日纠葛，实际上并未做到。事实上，他的《武昌革命真史》比当时绝大多数辛亥革命著作都更深地卷入了不同历史叙述主体间的纠葛。所以，该书虽然是了解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的必读书目，但作为史料运用时，研究者仍须下相当的考据辨证功夫。

全文详见：https://www.p66p.cn/135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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