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法院的七年之痒-法律出版社 作者简介+我是一只小小鸟，浙江人，自小受今日说法等法治栏目的影响和熏陶，高考毅然选择了法律专业。大学毕业??

我与法院的七年之痒-法律出版社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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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只小小鸟，浙江人，自小受今日说法等法治栏目的影响和熏陶，高考毅然选择了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历经千辛万苦，考入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座城市，成为一座县法院的公务员冷宫帝姬，先后在派出法庭、刑事审判庭、民一庭从事送达、立案、民商事、刑事审判工作。穿梭在风口浪尖的法院里，让他见多了人间百态；不同岗位的历练，让他内心逐渐变得强大；异地他乡的生活，也让他对家人的愧疚和思念与日俱增。又是通过一番屡败屡战的考试，他选调到省城的一家区法院，在立案庭、速裁庭、民一庭再次走了个来回...... 2016年，是他在法院工作的第七个年头。如同婚姻一样，7年成为了他迈不过去的一个门槛……离职2周年之际，他写下这篇文章，既是对自己法院七年的一次回顾，也是希望各位法律圈内圈外的朋友可以了解当下法院和法官的部分现状，并致敬那些依旧在平凡的岗位上恪敬职守的法官们。
我与法院的七年之痒
文/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是2009年毕业的，毕业前夕正逢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国内。我是A省一所理工大学的法科生，虽然学校是211，但进入大学以后我才知道学校创办法学等文科类专业，初衷还是装扮综合性大学的门面，躺枪于金融危机，我们这一届毕业生都感受到了瑟瑟寒意。
为了免受学姐学长们毕业即失业的后尘，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选择了考研以待形势好转，家境一般的同学则靠在各个招聘现场混迹以增加求职机会。我大三的时候父亲去世，家里就靠母亲种几亩薄田旱地为生，这让我明白读完四年本科已是家里在经济上所能承受的极限。我跟风去了几场招聘会，既有本校的也有外校的，结局令我大为沮丧，因为我发现本校的招聘几乎都是面向理工科的，外校的招聘要么不让我们开放要么就在招聘开始以后很久才让进。在僧多粥少的毕业季，迟延半天进足可以让企业的简历收够两麻袋了。几番人山人海下来，我的同学有去商场专柜卖电器的，有去企业当行政的，专业最沾边是去小贷公司当催收员以及去律所当一名不要工资自带干粮的助理。
2008年我曾在同城的某985大学（以下简称B大学）劳动法律援助中心做过半年的志愿者，走在B大学校园里，世界级或者中国百强公司大幅的招聘海报赫然在目。那一刻，我明白了211大学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我明白了什么叫子以母显，我更悟出了一个道理，即对于我这种学校知名度不上不下的应届生，学历不高不低的本科生而言，好工作从来不是招聘现场能淘到的，想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想要获得专业对口的工作只有考试这华山一条路。
我把精力用来准备一场场不限制法学本科生的招录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我考过某海关，笔试被刷；公司考试我考过某国有银行的下属支行，笔试依旧被刷；A省的地方公务员考试我考过某市检察院，过了笔试面试被刷；军队考试我考过武警某省消防总队，笔试面试体检均过还是莫名被刷；但我最终以笔试第一、总分第二的分数考上了泽庄市（县级市）法院的公务员。

考上公务员在我老家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对于在封闭的小山村里固守了一辈子的农民来说，端上体制的金饭碗是他们能想象到的最体面的工作了。我也非常这份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于是当接到泽庄法院打来电话，询问什么时候去上班时，我不假思索地行动起来，尽管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毕业。我考虑到2009年泽庄法院招录的3名公务员中，我是唯一一位应届生，也是唯一一位外地考生，我唯恐去得晚会给单位落下负面印象。毕业典礼结束后的次日，我回老家向母亲告了别要了最后一笔生活费，然后在09年那个夏天的早晨，搭乘阿福的黑面包车从山窝窝的老家出发，一天之内不知道换乘了几趟车，驶过了几条河。
火急火燎地找了间农民房住下后，我赶到泽庄法院报到。也就是这时，我发现尽管我从法学院到法院只间隔了不到一周，但另外两位往届生早就来上班了，他俩分别被安排在本部的两个庭室。政治处的同事带我去面见了分管人事以及业务的两位副院长，我至今都记不起23年来见过的两位最大领导对我交代了什么。我只记得简短的谈话过后，我被安排上了一辆警车。随着车子不断地往北疾驶，成片的农田以及间隔着出现的民房出现在我车窗里，第一次乘坐警车的兴奋就像豆腐一样顿时被摔得粉碎。
我不是一个有着宏图大志的人，读了16年的书童牧野，我的愿望仅仅是离开大山去往一座平坦点的城市，把我发配到乡镇突破了我的底线。八年前在乡初级中学念书时，新来的年轻老师们因为感到读了大学却依然没有改变命运而在课堂上流下的眼泪，包括校长、教导主任在内的一波波领导削减脑袋要调往县里中学的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驾驶员汪跃进是一位非常八卦的中年油腻男，他一路都在盘问我和泽庄市的哪位领导是亲戚。“是市委书记、市长全球论战，还是我们院长？”他对我七代贫农、是靠自己运气和努力考进法院的说辞充满狐疑。“你一个外地人，没有关系怎么考得进泽庄法院呢？”他总是以不屑的口吻说。

狂奔了半个多小时后，警车在城乡公交站斜对面一栋老式建筑停了下来。这是泽庄法院设在郎关镇的一个派出机构，它的全称叫泽庄市人民法院郎关人民法庭。它的一楼是一个简陋的审判庭，三楼是一个陈旧的荣誉室和乒乓球室，它的二楼从东到西分别是男女共用的一个卫生间，一个茶水间，一间大办公室和两间小办公室，大办公室塞了五位同事崔明杰，两间小办公室是副庭长龙凌和教导员廖庆东的单间。
考虑到大办公室已经十分拥挤了，廖庆东就把我安排在龙凌的办公室。龙凌是一个外冷内热的长辈，但初来乍到的我并不知情胎动随心记，看着他终日正襟危坐，和他面对面坐着的我总是感到十分紧张。我于是经常溜到隔壁大办公室或是请教问题或者帮忙干活。大办公室的五位同事都是普通员工，他们中除了先前讲到的汪跃进外，其余四位分别是资深的男审判员冯耀辉，一位才提拔为助理审判员的女法官邵婕，一位比我早一年入职的女书记员袁希一，还有刚生完孩子的书记员胡小莲。
从大办公室5位同事的嘴里，我很快就打听到胡小莲和汪跃进不是通过公务员考试招进来的，他们是和法院审判保障中心签订了3年劳动期限的合同工，但俩人并不买合同工这个法律术语的账，他们更喜欢自嘲为临时工；邵婕和袁希一都是公务员，两人毕业于名牌大学但均来自外地；冯耀辉曾是院里的办案新秀，但在老院长离任后，他在2年前就坐实了冷板凳。
从大办公室5位同事那里闻风拾水录，我也很快得知龙凌刚由本部一个庭的庭长助理升级为派出法庭副庭长。廖庆东呢，他原系本部一名庭长妖孽歪传，在县（县级市）法院本部，庭长只是股级干部（兼任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的除外），但派出法庭庭长要高半级，高半级以后就是副科级。廖庆东目前虽然还是教导员，但在正庭长一职长期空缺的情况下，他当庭长仅仅是时间问题。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明白尽管公务员考试是公平公正的，但在进入公务员系统后，小公务员的命运将与毕业于哪一所学校无关，与笔试面试是第几名无关王威登，与什么时候来报到无关，作为体制里的一枚螺丝钉，我已经身不由己。

官方报道以及教科书中都说，设置派出法庭可以为百姓提供诉讼便利，但需要普及的一个常识是派出法庭从来就不是一个乡镇设置一个的，生化危机4高清电影它一般是在某个中心镇设置一个法庭然后集中管辖周边若干个乡镇。对一座面积并不大的平原县城而言，各小乡小镇到市区法院的距离并不见得比到派出法庭所在的中心镇要远，而且从公共交通资源的配置程度上说，到市区的车次则显然比到中心镇要多得多。另外诉讼至少是有2方当事人的博伯利，一位或者多位当事人在法庭管辖外的乡镇甚至县域屡见不鲜，让他们大费周折地辗转到某个偏远乡镇法庭去起诉或者应诉，我不知道乐此不疲地设立派出法庭到底是为了实现便民的目的，还只是为了满足多安排一批干部、多争取几个副科级编制的私心。
在跟着邵婕接收立案材料、办理民商事案件的时候，我听够了原、被告各种抱怨。一位来自上海的被告对我们尤其不屑，在答辩状中他把保全了他公司账号的我们法庭称呼为山寨法庭，他要求把案件移送给泽庄法院本部审理，如果一定要在郎关法庭开庭，则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派员来全程旁听。
带我的邵婕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法官，身处基层的基层，她的心底是憋足一股子劲的，她常勉励我的一句话是不能因为是基层的基层，办案水平也是垫底的。但在业务上精益求精的同时，邵婕与不愿意去派出法庭办事的其实没有两样，她也不乐意去法庭当差，尤其是在进入泽庄法院后，得知在泽庄法院，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法庭的，也不是在派出法庭固定地待上一段时间就能回城的的以后。
过去的数年里，邵婕曾希望靠办理的案件无一起发回改判重审为自己加分，但在领导和群众眼里，法官判对案件那是分内之事。邵婕于是靠多办案件来冲量，可每每在月底报送审结数据，年终考核时，其他庭室的庭长、分管院长又说邵婕的案件量大主要是因为法庭的案件案情简单、法律适用也不复杂。
“都是明媒正娶的超玄幻文明，唯独派出法庭像小妾生的，舅舅不疼姥姥不爱。”邵婕一怒之下参加了省城一家区法院的选调考试，幸运地考中了院领导以她服务未满五年为由不予放行。那一阵子，邵婕成了法庭的祥林嫂，她成天碎碎念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考基层法院，即使要考，也只能考一个没有派出法庭的基层法院”。

我入职初期，邮政送达司法文书还没有普及，绝大多数应诉材料是要由法庭自己去送的。郎关法庭的辖区多半是农村，进村、下地、跑乡办企业是常态。我是外地人，听不懂当地方言，也认不得纤陌小路，碰上汪跃进心情不爽说让我在村口下车我就惨了。记得有一次我光是在成片的鱼塘间的小路上就绕了好几里地。
在我白天送达的时候，被告基本也在上班，家里撞到被告本人的几率是很低的。有几次，我幸运地找到被告了，但他要么不承认是我要找的人，要么就是不签字不接收材料。一番苦口婆心加唇枪舌剑后，我只能气鼓鼓地看着刁民嚣张地离开。好几天，我都是早上信心满满地拿着五、六套副本出去，结果一天下来还是沮丧地把五、六套副本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老书记员胡小莲决定给我做个示范。在给一位在乡镇企业上班的被告送达应诉材料时，她让汪跃进把警车停在巷子里，步行到了工厂门口后，她让看门的大爷给被告打电话，打电话之前她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说是法院来找”。“万一被告问起呢？”我问。“那就说送快递的。”胡小莲平静地说。胡小莲的回答让我愕然，我们可是代表了公平正义的法院啊，法院做事是要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可让我大跌眼镜的是，胡小莲的那套送达方法真得把应诉材料给送出去了。
除了送达税子洺，我另外一项任务是庭审记录。郎关法庭一年的民商事总数约为三、四百件，扣除批量的追索劳动报酬，常规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以及民间借贷外，剩下的大头就是离婚了。郎关镇那时候流行出国打工，可能是为了防止期满后滞留当地，劳务公司只录取已婚女性。为了改善家庭经济，很多年轻的妻子都报了名。三、五年过去了，这些打洋工的家庭经济条件是改善了，只是有的人家却没了。原来合约期内尽管妻子在国外从事的是繁重的纺织、服装等苦力，但月薪过万的收入终究是在家刨地的丈夫望尘莫及的。聚少离多中，昔日的恩爱很容易随风飘散。出国打工夫妻的结局让我觉得距离只会在陌生人之间产生美，在夫妻恋人之间产生更多的是小三；相比有情饮水饱，贫贱夫妻也更容易百事哀，法院的司法实践颠覆了我的三观。
2009年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一次正儿八经地恋爱都没谈过，天天办离婚案件，使我熟得有点不正常：我对爱情的后半段，即法定的离婚要件、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以及损害赔偿了然于胸心，却对爱情的前半段比如怎样与心仪的女孩搭讪、如何留下较好的第一印象，怎样建立亲密关系一片空白。那时候我觉得自己都有点不正常了，每次看着新郎新粮在婚礼上说着山盟海誓的情话，我会不由自主地在台下唱反调，“爱到天荒地老？开什么玩笑，你顶多也就只能爱她到不爱他的那一天为止，你们现在昧着良心闭着眼睛说煽情的瞎话，离婚的时候也准会是法庭上最鸡飞狗跳的那对”。
终于，当有两天连续从早上到晚上，记录了四个离婚纠纷开庭，后，我崩溃了。我不想再做一位跑田间地头的邮递员了，我也不想一天到晚听着不同的夫妻互相揭短谩骂了。
我决定考取B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有3年制的，也有2年制的庆春归，我是工作后才考研的。我工作一年的积蓄以及可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也不多，我希望能读个短一点的。2009年以前，本科阶段是法律专业的同学只能报考法学硕士，但法学硕士中大量需要死记硬背的名词解释、简答题目让我很不适应，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法律硕士充满实践性的案例分析。也真得很巧，2010年B大学的法学院也为本科阶段法学的学生开放了法律硕士（法学）专业，我于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名。

我的考研是在下班后秘密进行的侯思思。我在卧室墙上，门后、洗漱台、煤气灶上方都贴满了英语单词和考研政治。2010年上半年，我陆续参加了统考的笔试和B大学法学院的面试。我的笔试分数应该排在前几，面试分数也不错。不过面试的时候，我发现许多考生都愁眉苦脸地说他们是报考其他专业落榜后被调剂到本专业的，像我这样一开始就激情满满地报考该专业的奇葩不会超过五个。
其次，面试的时候，老师似乎也很随意，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道题目，一道是诉讼时效，一道是用英语自我介绍。诉讼时效那道题，我没有准确地援引最高法院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但提问的老师并没有指出我的不足。至于英语口语，我从初中时学的就是哑巴英语，我当时用尽洪荒之力押的是用英语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于是当看到题目是用英语做自我介绍时，我很快就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了。我尴尬地向各位老师坦诚我准备的是用英语介绍我家乡。我以为自己死定了，不成想这也会被录取，这让我怀疑B大学开设法学硕士（法学）到底是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还是配合政府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从这种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我是不是还要靠考公务员才能获取与民商法、行政法、刑法专业的同学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2010年中旬，B大学给我寄来了一份通知书和2份协议，B大学要我在报到时一次性交纳1万元的培养费且告知我将不享受各种补助，在我交了钱且签署了协议后，它会给我发正式的录取通知书。B大学的刻薄让我觉得我就是花1万多块钱外加2年的时间去买个文凭。
在我对读研出现迟疑的时候，法庭工作的意义正逐渐显露出来。比如虽然在尘灰满面的基层法庭不及本部、中院乃至高院的威严大气，解决的却都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纠纷，每当适时地解除一桩桩名存实亡的婚姻，让爱已成往事的两人获得新生；每当高效地审理侵权责任纠纷，让被害人及时地获得赔偿款；每当有利地惩处违约行为，为欠债还钱加上了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我会觉法院层级虽然有4级之分，但公平正义没有高低之分，只要切切实实地化解矛盾，定纷止争那便是一份有无悔于青春的事业。
在近一年的挣扎中，体制内的另外一档优势也充分体现出来了。网上曾有个段子，说10号前发上月工资的是好公司，20号之前发上个月工资是中等公司；月底发上个月工资是流氓公司。然而泽庄法院是10号以前就预发本月工资的。另外，泽庄法院公务员2000多元的工资虽然比基本工资高不了多少，但它有奖金和补助。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有些奖金和补助是什么名目，不过能肯定的是奖金补助的数额肯定超过了工资。逢年过节，它还会发饭票、水票、水果券、大米、食用油，它烧饭有煤气票、购物有超市卡、洗衣服有洗衣卡。我曾开玩笑地说，除了不发房子和对象，别的好像都发。
2009年春节后，工作半年多的我拿到了入职后最高的一笔单项奖金6000元。拿到这笔年终奖的时候福禄小金刚，我想起了父亲的年终奖。我高中的时候，父亲在家乡的一家服装厂打工。当时，父亲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0多元，扣除自己的伙食费，他要供给我和姐姐每人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他还要补贴家里购买农药、化肥、种子的钱，为此经济总是显得异常拮据。父亲经常安慰我，年底就好了，年底他有一笔数额不少的年终奖。事后我才知道父亲所在的服装厂为了防止员工中途离职，每个月只发80%的工资，剩余的20%要在年底再发放，年底1000多元其实是企业拖欠工人近一年的血汗钱。相比父亲的年终奖，我觉得我的年终奖才是真正的年终奖，那一刻我觉得像公务员系统这样的发货真价实年终奖的单位实在是良心单位。
我把B大学的通知书和协议锁进箱子里，再也不去打开华夏立国传。

2010年下半年，在郎关法庭只待了2年的袁希一被调回了本部。袁希一调回城里的原因一直是个谜，因为她既没有怀孕也没有嫁给当地的权贵，她是在郎关法庭待待得时间最短的。我不知道袁希一用的是什么法子，但她的离开毫无疑问地燃起了我的希望。我没有胆量跟领导打电话或者当面提要求，我只有在年底或者新员工招录以前，忐忑不安地给政治处主任发封邮件，提醒他在偏远的乡下还有我这么一个有着强烈进城需求的外乡人。政治处主任每次的回复都是暂时没有岗位。从事人事工作的领导，内心是很难揣摩的，我不知道主任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邵婕怕我坐以待毙，建议我准备起公务员选调考试。
吸取了邵婕考取了一家基层法院却不被放行的教训，我给自己定下的基调是考一家地级市以上的单位，我觉得考取了级别高一点的单位后，即使泽庄法院的领导不卖我面子，好歹也要给选调的上级机关留点面子。选调考试不是每年都有的，泽庄市的上级单位久安市就连续几年不招人。那些年，选调的主战场是省城，我只好改弦更张。
全省范围内想去省城的公务员会太多了，跟一群从公务员考试战场上幸存下来的人再开展二次厮杀，我每次都死得很惨。那些年，我考过省台办、省法制办、省金融办，省高院，这些选调中，我考得最好的是省台办的，差一分进入面试，其他几场考试不是分数一塌糊涂，就是分数迷迷糊糊但排名一塌糊涂。
邵婕见我屡试不第，建议我离开体制。但那个时候，我的思维完全被体制化了，我认为除了公务员系统，我还能去的地方就是电力局、银行等几家国有公司。泽庄市里的电力局从来就没见到它招过人；泽庄的数家银行虽然偶尔招人但有各种考核，揽储任务尤其繁重，我家亲戚都是平头百姓，我觉得银行如果要我一年揽储上百万，我只有去抢银行。
万般无奈之下，我像肖申克监狱里的那批犯人一样，寻找起了可以打发漫漫长夜和双休的事情。继第一年的考研，第二年的工作之余我谈了场异地恋，但也许异地恋都算不上，恋爱是要强调互相喜欢的，而她可能从来就没喜欢过我；第三年，我由书记员提拔为助理审判员，基于办案时更加深刻的体会，我以法院为题材写起了长篇小说。写小说这是一场比考研、异地恋还要折磨人的修行，它占尽了我的业余时间、透支了我的精力，它也像鸦片烟一样让我沉醉在幻想的公平正义、美好善良王国里，消弭了我最后一丝斗志。
时间转眼到了第四个年头，一天政治处主任忽然打我电话，他要我在5日内去刑庭报到，主任调我进城的理由很简单 ，“刑庭需要一个男的”，而我就是一个男的。

刑庭是一个比民庭还要丰富的大舞台，在这里我能看到穷凶极恶的被告人，他们张狂到胆敢在法庭上扬言出狱后要杀人、报复社会；我也能看到屡教不改的被告人，好些盗窃、贩毒的被告人俨然龙布罗梭笔下的天生犯罪人，他们刑满释放后不久即会重操旧业，以至于我们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法庭上再度相遇。同样的，基于刑庭法官流动性差，这些被告人也对我们有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在看守所里会交流的，他们知道哪位法官比较凶，量刑相对要重，求饶也没有用，案件被分给这位法官，他们会跟狱友叫苦，抱怨运气真是不好。
我初到刑庭，主要是办理危险驾驶等简易案件。危险驾驶罪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即增设的，时间也不短了，但除了公职人员、学生、国企员工等特殊人群外，其他被告人似乎并不把危险驾驶罪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醉驾不过是贪杯而已，它在道德上受人责难的程度远没有盗窃、抢劫、强奸等犯罪那么严重。另外，危险驾驶罪也是刑法典里处罚最轻的一个罪，它的最高刑只有6个月的拘役，服刑地点也是当地看守所。有的家属会基于让被告人长记性的心态，也不排斥司法机关剥夺他短期自由。
每每我宣读完判决，总有被判决实刑的被告人围上来地问，“我会不会和那些盗窃的，贩毒的，组织卖淫的关在一起？”“第一天进看守所据说会被打得很厉害，有没有这回事？”“听说最后进去的人，会被安排睡在卫生间门口？”“在看守所吃得饱饭吗？有地方买零食吗？”“宿舍里是不是很挤的，是不是晚上由平躺转为侧躺后，再想转为平躺，就没有空间了？”他们好奇地问着，把看守所服刑当成了一月游。
那年12月，我判决了一批危险驾驶罪。由于恰好卡在年前，为了刑满释放时还能吃上团圆饭，上诉期未满的罪犯找到我，要求提前去看守所服刑；身体有恙的罪犯则想让我们和看守所说说情，表达他们虽然有高血压，但不影响收押的急切心情。鉴于到过年团聚是人之常情，我们决定再带那些有高血压的罪犯去看守所试一次。为了本次体检过关，罪犯们着实下了一番准备，有的吃了药，有的在家静养了数日，坐上囚车的时候，守候在法院门口的一群家属像过节似地笑着跟他们挥手。
看守所里，狱医对罪犯进行了例行体检，有几位血压降下来的罪犯顺利地办理了入监手续，他们于是兴奋地请我们向家属报信；有一位大叔的血压还是偏高，当听到狱医不能收监的建议后，大叔的血压不禁再次升高了。
到刑庭半年后，我遇上泽庄市公安局开展的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专项活动，很快一批常年采用工业松香腿鸭毛、猪头制售熟食的摊贩被立案侦查。庭长为了平衡系列案件的量刑尺度，特地把该批案件交给我和另外一名同事主办。作为对大头娃娃、三聚氰记忆深刻的80后，我对在食物中掺毒造假的行为是极为痛恨的。
充分阅卷后，我定了开庭时间。本次涉及的被告人多为夫妻、兄弟、父子，庭审现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喊起了冤。“民以食为天，你们生产销售了数年，知不知道祸害了多少人。”公诉人控诉道。“我们自己也吃的。”被告人辩解道。“你自己吃不意味着别人也得跟你一样吃凯莉凯莉。”公诉人说。
被告人李彩英缓缓地举起了手，李彩英说，她听懂公诉人的意思了，但过去的2、3年从来没有哪个部门这么提醒过她，更别提查处，如果知道销售用工业松香褪的鸭肉、猪头肉后果是如此地害人害己，她早就不卖了。
那天，听着公诉人与被告人在庭上的交锋，我只觉得如坐针毡。因为与想象中的利益熏心不同，很多摊贩确实不知道使用工业松香腿鸭毛、猪毛会有致癌的危害，这从他们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也食用上述方法制作出来的凉菜可见一斑。虽然不知情以及自己也食用上述有毒有害食品不影响犯罪构成，但工业松香为何会被几个从事食品制售的小商贩大肆购得，对于他们的制售行为，食药局、工商局、公安局等多部门为何会集体失明失聪。在小商贩们数年持续的制售过程中，哪怕只有一个部门认真履职去过问、动真格去处罚，他们也不至于累积到今天需要被定罪的量，消费者们也无须遭多枉受多年累加的伤害。现在把全部的板子都打在一群底层的小商贩身上，我没有看到法律的正义，我只看到行政执法机关事前猪一样事后诸葛亮的懒政，只看到了运动式执法不教而诛、只图一时快意恩仇的可怕。
庭审结束后，我和同事进行了商量。我们决议对本批次案件尽可能地从轻处理，对于夫妻、父子、兄弟一起卷入的，至少要缓刑一人。数周后的一天，我发现李彩英徘徊在办公室外。我招呼李彩英进屋。李彩英贴着墙壁，神情比前些日子站在法庭上还要紧张。“只要缓刑考验期内不犯大错，你不用收监执行的。”我说。“我不是为了这事。”李彩英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怎么，你是担心要回四川老家接受社区矫正吗？我和泽庄司法局的老李联系过，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你们在泽庄接受矫治了。”我解释着，只见李彩英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摞钱来。
“法官，我求你把我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的判决给撤销了吧。罚款你可以多罚我一点，我就算砸锅卖铁也会给你凑齐的。”李彩英说。我听着，又好气又好笑。“图财犯罪并处罚金，这是刑法的硬性规定，目的是要你经济上得不偿失，所以我判罚了你千把块钱的罚金。但数额也是有规定的。我罚你很多钱，罚得你倾家荡产做什么？”我回答着，让李彩英把钱收起来，“至于主刑刑期，如果你认为过重，判决生效以前你可以上诉，生效以后可以申请再审。我的判决一经做出，我自己也要遵守，我不可能再随心所欲地修改了。”
“我不懂上诉，也不想去走再审。”李彩英摇着头，“我只是觉得对不起我的孩子。我女儿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听说父母被判有期徒刑，很多专业就不能报考，即使能报，毕业后在求职时也不会找到对口的工作，这是真的吗？我儿子原本是打算参军的，现在部队还能要他吗？”“放心吧。”我宽慰道，“谁犯罪，谁承担，不会殃及家属的，何况你现在犯得又都是轻罪，判得还是缓刑。”
李彩英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欣喜，来不及半点犹豫，她便跑到门外和家里打起了电话。李彩英是用方言说的，我听不懂她在叽叽咕咕地说什么，却多少能猜到几分，这让我十分紧张。哪怕是犯下杀人越货、颠覆政权的重罪也不应当株连，但这只是法院的想法，甚至只是我的想法，别的单位、别的领导怎么看待被考察对象的出身，我是一点把握也没有。
李彩英等人的案件审结后，我逐渐质疑起执法、司法领域一些作法和制度。比如为何在对被告人判处了刑罚以后，就认为被害人或者其家属即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就可以不再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又比如为什么要把死亡、伤残赔偿金等预期损失粗暴地认定为间接损失，因此可以不用赔偿？也许高层的意思是你都把罪犯收监了或者执行死刑了，丧失收入来源的他已经没有能力再给付高额的民事赔偿了，法院执行无果后被害人一方会去上访的。这的确是一个现实的考虑，可是谁又告诉你审判阶段不判支持了，被害人一方就会买账了？
我至今记得2013年，当我在电视里听到3·04长春盗车杀婴案判决结果是：周喜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1.7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时的那种愕然。1条年幼的生命殁了赔偿1.7万，一部车子被盗了追回了并处罚金5万，那一刻我只觉得像是做了个梦。

我从派出法庭的民商事岗位被调到刑庭的时候，领导说是因为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刑庭需要一个男的，在刑庭工作2年以后，领导又说刑庭开庭的时候，有法警执勤因此不需要男生了，相比之下，一审一书的民庭更需要男生。这一年，我在泽庄法院已工作近5年，比起刚入职时的菜鸟本色多少要成熟些。
我并不留恋刑庭的岗位，我本身就是做民商事出生的，只是在动我这个并非刑庭唯一的男丁之前，院里曾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双向选择。在那场选择开始前，我对自己被秘密决定一事是毫不知情的。考虑到那时我对刑事审判刚刚入门，我不希望再次半途而废，我也不希望庭长认为我对本部门是不忠诚的，因此我和其他同事一样在志愿一、二两栏写得都是刑庭。由于整个刑庭就我一个人是多余的，我又痴心绝对地没有选择其他庭室，这导致了对我尚有几分好感的其他庭室庭长们亦无法在第二志愿录取我，我被一撸到底，和那些快要退休的或者尸位素餐的人一道跌入了待岗区。
这一次我感到了耻辱，于是在领导要我在几个无人问津的岗位做勾选时，我把选择了扬长而去。院长出面找我谈话，从他的谈话内容里，我明白动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助理审判员至于惊动他出马，已经是无尚的荣光了。我不再做螳臂当车的抗争，到了新的部门后，我一边努力适应新工作，一边准备起了公务员选调。也是在这一年，袁希一去了久安。袁希一曾是我在郎关法庭的同事，她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史让我觉得理想不是虚无缥缈的，理想真得是可以实现的。
随着5年服务期在这这年秋天将届满，我也不再一味追求报考省级机关，我关注起了之前被我大量忽略的区一级选调。那年4月，省城的E、F两家单位先后发布了选调公告。我当时争取的是E法院，E法院是郊区，它的房价才一万多一点，考到E法院我或许还能买得起房，能把老家的母亲也接进城里来住。但我不敢保证我一定会考上E法院，因此更为主城区的F法院我也是要报的。要命的是F法院的领导都是老司机，他们要求考生在考试前即获得院党组同意你参加选调的证明。F法院的出发点是防止最后录取了你，你的老东家却不放人。
F法院的选调规则是给他们解套了，但给我出大难题了。公务员单位是一个熟人社会，你今天公开去考选调了，明天保证全院人都知道了，你考得上倒也算本事，要是考不上那是要丢死人的。我几天前又刚跟领导翻了脸，虽然最终录取手续办完的时候我会满五年服务期，但眼下距离五年服务期也确实差4个月，这个时候去请他通融我不是自找没趣吗？要知道在泽庄法院的历史上，可是有考上了尚且有不放人的先例的。那几天，我真得要发疯了。
F法院报名截止日到来的前一天，我鼓起勇气自己写了份同意报考证明，然后拿着它去找了政治处主任盖章。政治处主任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去请示了一下分管院长，后又亲自带我去见了院长。院长同意我去考，又说如果考不上还是安心地回来，他不会对我有别的看法。我很感谢院长这么说，但我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走出了这一步，就要竭尽全力地考上，一旦考不上，也就不要想着还能若无其事地回来。
与领导比我想象的要有雅量一样超级店小二，我也比自己想象的强大，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去考试的那一年，我不再像此前报考省级机关时的那样只是广撒网、碰运气、打酱油，我的复习乃至于练字都是很认真的，这也造就了我公务员选调以来考得最好的成绩单。李思晓E单位招5人，我总分第六，只要有一人最后放弃或者去不了我既能替补；F单位，我考了总分第一；我后来还接到省城一家G法院的电话，他从E单位要到了我的名册，问我要不要以商调的方式去他们单位。
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载着一后备箱的行李，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上了高速。就像五年前一个人来到泽庄时一样，再次选择一个人静静地离开。

无论别人怎么黑法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法院这份既锻炼人又可以实现正义的工作的，所以当千辛万苦地来到省城的F法院后，我以为我会在F单位工作到老的，我以饱满地热情投入到办案中去，那一年办理的案件数量有400多件。但出乎意料的是，两年不到我即选择了辞职。个中滋味，冷暖自知，如要竹筒倒豆子地说出来估计又是一万字。我是在员额制改革前走的，选在这个时候离开一方面是不想卷入僧多粥少的内斗，一方面是在历经了与法院的七年之痒后，我对入额也失去了期待。
在盘点法官离职的现象时，媒体总强调是法官收入待遇低，搞得法官离职全部是冲着待遇去的。我认可法官待遇没有吸引力，不过以我的经历来看，在小县城，法官的待遇中等大概还是有的，待遇偏低的是大城市基层法院。我在泽庄法院和省城区法院的收入是差不多的，但省城仅房价一项就是泽庄的2倍还不止。另外据我了解，大多数法官离职后，收入待遇并没有立即水涨船高朱圣琴，少数比在法院高出一大截的都是以放弃休息时间为代价换取的，而且体制外的不安全感是会让人很焦虑的。但在体制外，只要你矜矜业业，谨小慎微，就可以胜任手头的技术工作；在体制外，你不会把最好的耐心献给了陌生人，最坏的脾气留给了家人；在体制外，你也不会因为工作让自己毁谤缠身、陷入一场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罗生门。
如今我已离职2年，我很感激与法院在磕磕绊绊中相爱相杀了七年，作为一个回不去的前法官，我只希望法官们能够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秉持良知去办案，争取让当事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毕竟在不公正的司法制度下，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告，每个人都将无法获得安全；我也希望法官们在公平公正地处理每一起纠纷时，自己也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毕竟换下法袍法官们也是一个个普通人，也是需要有尊严、有体面、有幸福感地生活着的。
我是一只小小鸟
2018.5.9写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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