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蔡氏：走出5位中央委员的红色家族-蔡氏家园■策划/曹辉 本期撰稿/王燕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庭，这个家庭出现了蔡和森、

湖南蔡氏：走出5位中央委员的红色家族-蔡氏家园
■策划/曹辉 本期撰稿/王燕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庭，这个家庭出现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钱之光五位了不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小脚老太”
除钱之光外，其他四位革命家所从事的早期革命活动，都联系着一个伟大女性的名字——葛健豪。
葛健豪，原名兰英，湖南双峰县荷叶桂林堂人超级黑锅系统。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母亲。年近半百的她带着儿孙三代人进省城求学，后又携子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是16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她曾在湘乡和长沙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堪称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善于教育子女，并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人们称她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
葛健豪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健豪娘家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构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在荷叶的最上层。葛健豪的父亲原是湘军的参将，后做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葛健豪自幼聪明伶俐而且极有悟性，她五六岁时随哥哥葛望钦在家馆读书习字，能背诵《四书》等经典。当时，距荷叶30多公里的永丰，有个叫蔡寿嵩的大户，他与葛健豪的父亲同在湘军任职，他们早就为儿女定下了亲事。葛健豪16岁时，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永丰，与蔡寿嵩侄儿蔡蓉峰结婚。结婚后，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是十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她对子女除了慈爱有加外，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关心贫苦大众，要乐于助人。
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所在地与桂林堂相隔不远。葛健豪听说秋瑾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巾帼奇人，接连几次去拜望。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1907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的噩耗传到了荷叶乡间，葛健豪非常悲痛，她带着孩子悄悄地凭吊烈士的英灵。从这以后，她更是不断鼓励蔡和森与蔡畅长大后要像秋瑾那样做人。
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在永丰石板冲与世长辞，享年78岁。临终前，她还一直不知道儿子已经为革命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这位伟大的女性，养育出了中国革命史上出类拔萃的四位伟人——儿子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儿媳向警予小脚印亲子网，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女中央局委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曾称赞她为“模范妇女领袖”；女儿蔡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女婿李富春，曾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
此外，葛健豪的外甥女刘昂后来嫁给了钱之光。钱之光是我国纺织工业的奠基人，曾担任第9至11届中央委员，12届中顾委委员，1981年被任命为国务院顾问。
一个家庭出了5位中央委员（其中两位政治局常委，一位中央局委员），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为革命养育出了四个中央委员，她不愧为伟大的革命母亲。
蔡和森的红色婚恋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与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一样，他的婚姻生活既收获了成功和喜悦，也遭遇了失败和痛苦。

“向蔡同盟”：人人称羡的红色知己
蔡和森与向警予的结合是志同道合、自由恋爱的结晶。
1913年秋，蔡和森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他和毛泽东、萧子升三人品学兼优，志趣相投，都是杨昌济最得意的学生，人称“湘江三友”。1918年4月，他们共同组织的“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胚胎之一。1916年春，同样是杨昌济最得意的学生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冲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回到家乡担任溆浦女校校长，走上了妇女解放和教育救国的道路。她在学校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动员，在当地开女子解放之风气。1918年底，向警予为联系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到达北京，第一次见到了在湖南学生界中享有盛名的蔡和森。不久，向警予也加入了“新民学会”。她与蔡和森的交往因此逐渐增多，但并未产生爱慕之情。
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法国。在35天的航程中，蔡向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在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旧式婚姻，主张大胆追求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完美结合。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法国马赛港时，他们俩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于是，“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之前，蔡向两人都曾立下终生不婚的誓言。1918年，“湘江三友”一起来到岳麓山爱晚亭谈古论今。当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提议为寻求救国真理，甘愿终生不娶。对此倡议，蔡和森、萧子升深以为然。岂料时间才过去一年，蔡和森便率先食言。向警予在担任溆浦女校校长期间，一些工作得到了当地一位名叫周则范的军官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周则范竟然要求向警予做他的二房夫人。向警予的父亲虽是位富商，但慑于周的权势槙岛沙织，只得同意。可是，早已接受妇女解放新思想的向警予则坚决反对。她只身冲进周家，发誓“终生不嫁，以身许国”。最后干脆离开溆浦老家，前往长沙，住在同学蔡畅的家里。
到达法国蒙达尼城后，异国他乡的学习和生活更加需要中国留学生的相互关照。在这些关照中，蔡向之间的感情和理想的同盟得到了升华。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结婚。婚礼热烈而简朴，几十名中国留学生为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新人送上了温馨的祝福。蔡向分别朗诵了两人在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歌，婚礼达到了高潮。不久，他们将这些诗作结集出版，题目为《向上同盟》，分别赠送给亲朋好友。
“向蔡同盟”，不仅仅是男女爱情上的同盟，信誓旦旦，更是理想事业上的同盟，同舟共济。1921年底，蔡和森等人因为领导留法学生争回里昂大学的入学权的斗争而得罪法国当局，被强行遣送回国。稍后，向警予也回到了中国。仅仅几年的时间，他们夫妇俩就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核心成员，陈独秀的左膀右臂。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员，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夫妇俩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共同投身于革命事业，这在党的早期奋斗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何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向蔡同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于是，“向蔡同盟”的佳话在党内和许多进步青年中也迅速地传播开来。
李蔡联姻：莫斯科的生命之恋
向蔡的工作虽然非常繁忙，但生活却是他们回国以来最为安定的。以爱情和事业为坚实基础的“向蔡同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伊相杰。以常理而论，这个同盟应该是地久天长、牢不可破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25年初，因为一位名叫彭述之的留苏学生的介入，“向蔡同盟”遇到了挑战。
彭述之在苏联学习期间比较活跃军宠三千，写过一些文章。他以党的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这使得彭述之和向警予有更多的接触机会。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他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都显得轻松而又有节奏。而这些正是蔡和森不注意或者本身缺乏的。无庸置疑，蔡和森也曾是一位风流才子，否则，就没有“向蔡同盟”的佳话。但是，一方面，蔡和森的性格和工作作风与彭述之截然不同。蔡和森是那种把生命完全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忠诚的革命家，工作废寝忘食，生活不拘小节，甚至不讲卫生。另一方面，蔡和森忽略了自己的角色转换和角色分工。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蔡和森，他当之无愧。但作为人父人夫的蔡和森，则并未完全尽到责任。蔡妮、蔡博出生不久就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这样，向蔡间就缺乏通过孩子而带来的交流和欢乐。还有，向警予不善理家务，蔡和森无固定收入，以致于家庭有时发生断炊之事。所以，蔡向的婚姻虽然是崇高的，但总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
李富春独女：妈妈蔡畅是一个冰冷的壳
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中，李特特的经历就像她的名字一样，颇为特殊。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大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局委员向警予。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革命世家”，李特特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

已是耄耋之年的李特特说自己退休后“累得要命”。她从写字台翻出一堆电话簿，厚厚的几十个本子里记满了中国政界高层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手机、家庭电话。“我爸爸以前和他们关系都很好，经常往来，他们的联系方式我都有。”说到这里，李特特突然皱起眉头， “不过现在有些人很害怕接我电话，都讨厌我了，因为我找他们就一件事——‘化缘’。”
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白夜叉降诞，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总生气”、“总受骗”、“总着急”是她现在的生活状态。“最忙的时候，我这个老太太几乎每个月要出差，走过的贫困县和村庄大概有两三百个。”和其他扶贫人员不同，有人形容李特特的工作是“一脚落地，一手通天”。她一边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省市区领导或北京的头头脑脑们，还有一些企业家说情、要钱；一边将得来的“好处”转给最底层村民，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
妈妈，一个冰冷的壳
李特特的家里，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各类照片，唯独没有他们和女儿的合影。谈起父母，李特特显得既生疏，又感伤。1928年，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一个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4岁的李特特以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后来舅舅蔡和森也来了，他们都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忙碌，很少回家。我们搬家很勤，一搬家，外婆就负责保管机密文件和经费海蟾尊，我的任务是拿脸盆盛一盆水，然后把外婆烧掉的纸放进水里，倒进马桶。”
李特特儿时常听见“尾巴”这个词，却不知何意。每次询问，总会招来母亲的严厉训斥。“每次搬家，妈妈都给我改姓，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妈妈老让我说谎？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问妈妈：‘我怎么老改姓湿疹的原因啊！’妈妈严厉异常，‘小孩子不要总问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
正当蔡畅一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艰难斗争时，他们突然得知向警予在武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外婆最伤心，几天没吃饭。她最喜欢舅母，常说她有学问，又会关心人。一年后，舅舅再婚，外婆一气之下，一个人回了湖南老家。”
葛健豪走后，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只剩下李富春一家三口。“我总是被他们扔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又小又破，爸爸和妈妈早晨在桌上放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告诉我午餐吃油条，晚餐吃烧饼，然后就反锁门走了。我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常常没等他们回来就睡着了，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那时我刚满5岁，每到天黑，看着窗外摇曳的树影，棚顶上吱吱作响的老鼠，家具发出的胀木声，吓得毛骨悚然。”
“后来，我们又搬进了一座小洋楼，家里每天宾客盈门，妈妈换上了旗袍，像阔太太。她一会儿让我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给我一个窗花，让我贴到临街的窗上；或是给我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让我在门口玩。妈妈是个急性子，让做就得马上做，不能问。她‘训’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但究竟什么是不该问的？我不知道。直到长大，我才明白，我4岁就参与革命工作了。”
在李特特的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时我们家住在一幢三层小洋楼里，我和爸爸、妈妈住三楼，聂荣臻和张瑞华阿姨带着聂力住在二楼。有一天两家人准备给聂力过周岁生日，妈妈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我买了一件连衣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色小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那时我都7岁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谈起母亲，李特特哽咽了，久久没有说话。上世纪40年代初，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和来开会的母亲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当时，我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爱我，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妈妈瞪大眼睛愣住了，她说‘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精力和你亲热，你不要怨恨妈妈，要恨日本帝国主义。’我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妈妈的表情很复杂，她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我说，那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妈妈沉默了许久，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我一言不发，泪水浸湿了脸颊。”
战争让她成为“轻机关枪手”
1938年，中共中央将一些烈士遗孤和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李特特也在其中。和她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我感觉太幸福了，这里吃喝都不用管，到了礼拜天，洗澡、换衣服，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李特特和国际儿童院一些较大的孩子被安排参加军事训练，准备作为后备军参加战斗。17岁的李特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她还获得了“轻机关枪手”荣誉证书。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24岁时，她与一位俄罗斯小伙结婚了。1年后嘉顺皇后，她生了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男孩。这本该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李特特却委屈地哭了，“我没有做过女儿，倒先做了妈妈。”
1952年，李特特从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后回国。“和走前一样，父母还是异常忙碌，很少见面。”李特特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反而在父母的鼓励下，带着仅3个月的二儿子到北大荒开荒，一待就是3年。“孩子的父亲不习惯，他不懂中文，来北京后被分配在电信局工作。很多人议论，说我们长久不了。文化背景差异大，周凯旋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再加上那时候我们党内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和我的交流越来越少。”
作为革命子女，李特特的人生似乎注定与潮起潮落的革命洪流、国际局势紧密相联。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各种压力的包围下，李特特的丈夫与她离婚，返回苏联。之后，李特特进入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直至离休。其间，李特特再婚，并生下小女儿。对于这段婚姻，李特特认为很平凡，不愿多谈。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李特特已不太放在心上。她说：“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很惨；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砍成几块，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3岁被害……我家里这么多亲人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李特特说，这也是为什么她到了这把年纪，还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做点有益的事，“否则这辈子都过意不去”。
向警予原本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崇尚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但婚后的她还是受到旧式礼教的一些束缚，处处压抑自己，不苟言笑，少妇老成。另外，“向蔡同盟”的经典故事也使她感到很大的压力，她必须尽量地显得庄重。
1925年6月，蔡和森因为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蔡和森离开上海后，彭述之在生活上对向警予更是关照有加。这使向警予十分感动。对她而言，彭的出现仿佛打开了她的另一扇情感的窗口，令其耳目一新。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9月，病情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同返回上海。当晚，有愧于丈夫的向警予向蔡和森坦言一切。刹那间刘馨月，蔡和森如遭电击，木然无语。向彭的恋爱风波不仅大大地伤害了蔡和森的感情，败坏了向警予的形象，而且影响到中央领导的威信和团结。为了修复有了裂痕的“向蔡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其不良影响，中央决定向蔡两人同时赴莫斯科，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破镜有时很难重圆。几个月过去，尽管向蔡两人都曾努力忘记过去，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无奈地发现，他们的感情同盟已是昨日黄花。在莫斯科，他们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然而，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的理想、事业和友谊的同盟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点。1928年3月，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拘捕后，蔡和森心急如焚，曾给在国民党中做官的萧子升拍电报，望其营救。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撰文表示深切的悼念。
“六大”会议结束后，蔡和森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时的蔡和森可谓身心交瘁，他迫切感到需要有一个人来关心他，照料他。当时，与蔡和森夫妇一同赴莫斯科的还有李立三夫妇等人狡猾家丁。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出于同情和关心，对病中的蔡和森给与了许多照顾，慢慢地两人竟然产生了不能自拔的爱情。1926年底，他们正式结婚。不久，李一纯把自己的妹妹李崇善介绍给李立三做妻子。如果说“向蔡同盟”有着浓郁的罗曼蒂克色彩的话，那么，李蔡联姻则更多的是生命之恋。
李一纯，原名李崇英，是一名受新思想影响的湖南青年，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她本是杨开智的妻子，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嫂子。1923年1月，杨开智找到当时正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说他在北京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因此，拜托李立三照顾他的妻子李一纯南归湖南长沙。出乎意料的是，两李在南归的途中产生了爱慕之情。结果，李一纯没有回到长沙，而是跟随李立三到安源另组了家庭。出于对杨开智的愧疚，李一纯把自己的妹妹李崇德介绍给了杨开智做妻子。
1927年3月，李一纯跟随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夫唱妻随，共同投入到革命事业的艰苦奋斗之中。4月，蔡和森、向警予在武汉出席党的五大会议。蔡和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一纯作为工作人员，负责会议记录。
1931年春，蔡和森被中央派往香港恢复广东省委迟志强近况。蔡和森一到香港，就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更为危险的是董默，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熟识蔡和森的大叛徒顾顺章也到了香港。然而，蔡和森向来不考虑个人安危。6月10日，他不顾广东省委的劝告，硬是参加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海员工会会议。临行前，他亲了一下三岁多的女儿蔡转，然后对李一纯说：“这个会我不去不放心，下午1点钟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他刚进入会场，即遭顾顺章指认而被捕。不久，蔡和森被香港当局引渡给广东国民党军阀，英勇就义。蔡和森牺牲后，李一纯得到党组织的妥善安排，先后在延安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和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等单位工作。1984年在北京逝世。
可以告慰烈士英灵的是，蔡和森两次婚姻所生下的儿女们，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关怀下，对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长女蔡妮在“文革”结束后，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蔡博是蔡和森与向警予所生的儿子，1939年赴莫斯科学习，曾获得斯大林奖学金。1949年8月，随刘少奇回国，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蔡转是蔡和森与李一纯所生的女儿，1938年赴莫斯科学习。1953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北京、武汉工作，是一名成绩显著、备受尊敬的医疗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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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昂：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二十年
■文罗绍志
刘昂是蔡和森、蔡畅的姐姐蔡庆熙的女儿，1910年9月27日出生在湖南衡山。不到２岁时，她父亲刘文炳病故，孤儿寡母倍受刘家公婆的虐待。1914年，外婆葛健豪心疼她们母女，便叫蔡和森到衡山白果把她们接回双峰，从此便与刘家彻底脱离了关系，一直在蔡家这个革命家庭中生活成长，从小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1927年春，蔡畅、李富春在上海转入党的地下工作。为了掩护革命，特地派人将初中毕业的她和外婆、蔡妮、李特特从湖南接到上海一起居住，当时，在上海的蔡家实际上成为了地下党的一个联络机关。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承担着一份革命工作，她和外婆负责保管党的文件和经费。
1940年５月，刘昂被派赴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身边任秘书。此后，她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中共南方局秘书处三科科长、统战委员会秘书、宣传部秘书等职。抗战胜利后，她跟随周恩来参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有关工作，由于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周恩来的表扬。解放战争时期，刘昂担任解放军总部驻南京办事处秘书、中共上海工委候补委员兼秘书长、党总支书记。她和革命同志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的阻挠，为党组织及周恩来往返于宁沪之间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１０月初，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刘昂随丈夫钱之光一起接受了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筹款的任务。1948年下半年，刘昂与钱之光利用“华润公司”和“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名义，掩护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一大批著名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通过秘密渠道，绕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历经艰险，秘密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新中国诞生后，刘昂调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作，任总理办公室财经组长、政务院参事。1956年至1960年，任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机关党委常委。她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她曾回忆说：“我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前后达二十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除舅舅和森同志和舅妈警予同志外，就是周总理了。”
钱之光新中国现代纺织工业的奠基人
1994年2月5日，新中国现代纺织工业的主要奠基人钱之光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钱之光同志是浙江诸暨人。大革命初期在浙江共产党创始人张秋人、宣中华等指引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他坚持地下斗争，在上海负责党中央秘密印刷厂工作，印发党的报刊材料，宣传党的纲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70年纺织、一轻、二轻三部合并成立轻工业部，他担任部长、党组书记。1978年纺织、轻工分部后，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1年任国务院顾问。钱之光同志在我国经济战线上作出过重大贡献，是新中国纺织工业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的32年中，始终坚持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很快建立了新中国的纺织机械制造业体系，适时满足了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使我国棉、毛、麻、丝等纺织业得到全面发展。为了克服粮、棉争地的矛盾，解决10多亿人口的穿衣问题，他提出了发展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设了上海金山、辽宁辽阳、天津、四川长寿和江苏仪征等大型化纤生产基地，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化纤工业大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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